发布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2016-12-09
由天津大学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和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部主办的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于2016年12月4日在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部举行。来自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专家型领导、资深学者和学术新锐与参会嘉宾分享了他们前瞻性思考、缜密分析和前沿研究成果。
会议组织者、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部教授张中祥主持致辞和主题报告环节。他首先邀请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院士致辞。钟校长代表学校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发言嘉宾及参会人员表示热烈的欢迎，介绍了天津大学在能源工程领域取得的成就，高度评价本次研讨会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纳入整体来进行研究和讨论的意义和重要性，并预祝研讨会圆满成功。
北京大学秘书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率先做了城市规模分布：集中抑或分散的主题报告。他分析了中国城市规模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发现城市规模并非大家认为的是分散的，而是越来越集中，并且近几年开始趋于稳定。杨教授深入分析了城市规模呈现U型发展的原因，并从经济一体化、经济发展方式、城市政策对城市规模发展做出展望，提出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过程，认识、尊重、顺应城市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巡视员范必博士带来如何实施更加积极的能源政策的主题发言。范博士首先针对杨开忠教授的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依据需要准确的数据支持，中国城市土地供应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主题报告中范博士分析了世界能源的新格局，对能源供需格局、能源成本与竞争力、国际政治关系、能源安全问题等做出基本判断。基于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和制度安排的缺失，范博士强调中国应积极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积极发展能源互联网和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并对这些建议做了深入分析和介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李高为大家带来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中长期低碳转型的主题报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李博士全景式地介绍了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2015年巴黎峰会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历程，尤其对巴厘、哥本哈根和巴黎谈判遇到的挑战、突破与贡献以及中国的角色和作用做了介绍和分析，让参会代表深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艰辛以及一路走来中国本着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国际谈判、寻找可能被各方接受的方案、在南北方国家之间扮演不可或缺的协调作用、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和风范。
主题发言结束，紧接着是三个专题：产业经济与政策专题、能源经济与政策专题、环境经济与政策专题。
产业经济与政策专题由北京大学秘书长杨开忠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的发言围绕产业政策的有效边界展开。聂教授归纳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实施产业政策的成功要素，认为中国推行有效产业政策的边界很紧。他认为，模范型产业政策有效，而探索型产业政策要慎行；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奠定民营企业为主的微观基础，否则以国企为基础容易导致软预算约束、利益分肥以及低效率三个问题。最后，聂教授介绍了四万亿大规模刺激与僵尸企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他的研究发现，2007-2009年资产（或固定资产）增长率越高的行业（四万亿刺激行业），在2007-2013年间僵尸企业比例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寇宗来报告了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寇教授谈了对产业政策范围的界定与聂辉华教授的相同与差异，然后给出自己对产业政策理解。根据2013年10月6日国务院年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产业政策会导致企业投资激励，引发思考产业政策是否会导致产能过剩？寇教授对此做了实证检验，得出国有资本占比较高行业往往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一结论引发热议。
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部教授张中祥报告聚焦创新、产业政策与绿色发展。张教授首先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控制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不超过2℃的目标下对中国碳排放量的要求和中国从投资驱动向创新引领发展转型三方面谈了创新的重要性。然后，张教授从供给侧改革，在中国现代服务业不可能得到很快发展的情况下不能片面限制制造业，产业从东部向西部转移，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协调，中央层面政出多门，政策设计与监管和鼓励企业“走出去”政策等角度，分析了不同的产业政策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及存在的弊端，印证了张教授报告之初提出的产业政策不是“有没有用”，而是要考虑“什么时候用”和“如何用”的问题。最后张教授以摩拜单车和欧盟环境税收改革为例，说明只要政府、市场和企业各司其职，达到改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双赢、甚至多赢的目标就不是空洞的口号。
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郑思齐教授主持能源经济与政策专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杨玉峰报告了市场与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杨博士以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与气候变化作为讨论的核心，通过“包产到户”到“家庭农场”和从“项目驱动”到“产能过剩”两个案例引出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次原因和重要性，并从建设法治国家、政府职能转换、市场决定性作用、技术创新、全球化机遇等方面阐述供给侧改革中如何把握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决策科学与产业经济系副教授肖俊极报告的内容是中国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标准的福利分析。通过建立供给需求均衡模型，采取2008-2012中国每个月乘用车的销售纪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乘用车平均燃油消耗量标准会对达标企业起到保护作用，增加了未达标企业的成本，因此使得达标企业处于竞争有利地位。肖教授通过反事实分析发现，在短期内，达标企业生产商会提价增加利润，而未达标生产商因将未达标而造成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提高价格，削弱自身竞争力。在中期，由于生产者会调整汽车价格和质量等因素，两类企业的利润都会提高。当未达标的成本比较低时，该政策对于达标企业的保护力度比较小，达标企业的质量调整的动力不大，因此总体质量上升比较小；而当未达标的成本较高时，该政策对于达标企业的保护力度比较大，达标企业可以在标准范围内提高产品的质量；而未达标企业为了保证其单位利润率，必须将产品的质量进一步提高，拉大与低质量产品的差距；因此，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普遍提高。但是同时，产品的价格也会较大幅度增加，进而降低销售。综合分析，肖教授指出虽然这一政策使得消费者福利减少，但是负的外部性也在减少，而外部性的减少大于消费者福利的减少，所以总体的社会福利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魏楚报告了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的进展与研究成果。为了全面、科学掌握中国居民的能源消费总量、结构与趋势，魏教授团队通过科学的抽样和大样本入户问卷调查来进行微观信息收集。调查内容包括：家庭基本特征、建筑特征、炊具与家电使用情况、空间供暖与制冷、交通出行、能源获取与支出、能源政策感知等七个模块。基于这些数据，分别绘制了中国居民能源消费流量图，并对南北供暖政策、需求管理政策进行了定量评价，同时也为不同的模型组提供了大量基础性参数。魏教授指出，未来中国家庭能源消费调查将对关注的问题和样本进行追踪调查，以期进一步为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数据基础。
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部教授张中祥主持了环境经济与政策专题。首先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郑思齐教授做了“中国绿色城市的崛起：经济增长与环境如何共赢”的报告。郑教授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为分析框架，认为中国城市居民对“蓝天”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推动曲线出现拐点的关键因素。郑教授通过房地产价格在城市内部不同区位上的差异，以及在不同城市间的差异来揭示人们对于优质环境的支付意愿；通过绿色建筑与普通建筑的价格差异来分析人们对于绿色住宅的更高需求；同时也发现了人们在户外空气污染加剧时的确采用了自我防护行为，但这可能会加大污染暴露的不平等。最后，郑教授讨论了在中央政府将能耗和环境指标纳入晋升机制和民众有更多渠道获取信息和表达意愿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也有意愿响应居民对蓝天的需求，采取有效措施管制污染，这进一步促进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拐点的到来。但这种情形主要在发达城市中存在，在落后地区的效应还很微弱。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郑捷报告了题为“北京的环境因素与个体交通选择”的研究。在报告中，郑教授重点介绍了其研究团队于2016年春在北京某高校进行的针对学生与教工群体的第一轮个体出行选择问卷调查。其统计结果发现，大部分受访对象会因为环境因素而改变出行选择，而决定不会因环境变化而改变出行方式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策略性互动的影响（预期他人会改变出行方式因而自己选择以“不变应万变”）。实证分析表明，在雾霾天气下个体的性别、收入水平、是否拥有私家车等特征都会对个体改变出行方式的阈值产生显著性影响。郑教授指出，目前的研究是从微观层面了解环境因素如何影响交通选择的第一步，接下来他们希望扩大调查范围，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分析。
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清华、南开、东北财经、华北电力、天津城建、天津科大、天津外国语等高校师生以及国家发改委、天津党校、人民论坛杂志社等单位的代表共60多人参会，会场座无虚席，每位发言嘉宾结束都有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会议组织者张中祥教授最后感谢发言嘉宾的精彩报告和所有来参会的代表。他表示我们天津大学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愿与国内外同行一道，共同针对国际、国内重大能源、环境与气候政策问题和产业发展问题展开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行生态文明做出切实贡献！这也是我们组织这次研讨会的宗旨，愿以此为起点，着眼于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学科重要理论问题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切磋，共同努力提高中国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学科的整体学术水平、服务政策咨询的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