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2020-02-16
众志成城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从无数医护人员逆行的身影到10天建成的火神山医院，疫情当前我们见证了祖国的力量，也见证了许多平凡人的不平凡。
在这场战斗中，为什么我们从没有犹豫和退缩？
天津大学经管学部郑春东课题组基于前期慈善营销的研究基础，对疫情中不同个体和群体亲社会行为的表现进行了探究，方便大众从社会发展的视角了解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起源于武汉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逐渐肆虐到全国，让2020年的开场显得仓促而慌张。无论是网友们在社交平台留下“我在天津！煎饼果子给武汉热干面加油”这样的话语，还是各地为共同战“疫”亮起的灯光秀，都表达着“武汉必胜，中国必胜”的祝福和愿景。
此前在网上流传过一份《火神山不完全建设手册》，除了详细描述多个设计、施工等单位的迅速行动，环保、重工、电网、基站、网络、能源等各个环节的快速响应与保障，还记录下了那些普通民众的捐赠行为：
你想到的，总会有人及时提供！
你想不到的，也会有人提供！
价值20万元的文件柜，14家洛阳家具企业连夜赶工，发货后才告诉你“不用买，我们捐。”8000斤冬瓜、上海青、香菜，是河南沈丘白集镇退伍老兵王国辉驱车300公里，在大年三十直接送到工地的。1吨“资中血橙”，是并不富裕的四川资中县水南镇农民黄成精挑细选发来的。400个板凳，是营业不到一年的淘宝店主金辰不忍看到昼夜赶工的工人们席地而坐捐献的。”……
大灾大难，大国大爱
疫情之下，中国人从没有犹豫和退缩
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不同威胁情境下的选择
关于威胁情境对于个人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有研究发现，对于需要帮助的饥饿人群，同样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捐助意愿却显著低于那些吃饱的人。
Harel和Kogut采用焦点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1]：处于本能需求状态的人们更关注自身的状态，而忽略了他人的本能需求因而捐助意愿也就更低。我们可以把饥饿看做是一种“个体威胁”，人们可以做到自己先填饱肚子而他人仍处于饥饿当中。
面对这一次的疫情，这样一场全面的、持久的抗疫阻击战无疑是一种集体威胁。病毒肆虐之下，人们与重点疫区的人民一样，都为疫情的蔓延担忧，当自己与他人都是处于同样的状态时，人们是依旧选择“独善其身”，还是会因为同甘共苦、感同身受选择“兼济天下”？
为了更好地了解集体威胁下人们的行为决策，2月9日，本课题组针对疫情威胁下的个人亲社会行为面向全国进行了广泛的调研，此时全国确诊人数高达3万多人，湖北、广州、浙江和河南这四个省份确诊人数已突破千人。
在问卷中我们调研了疫情期间人们的实际捐助情况。具体而言，在1353份有效问卷中，大部分答题者都参与了各类亲社会行为，仅有12.86%的答题者没有参与。
各类亲社会行为中，更多的人（68.02%）会选择通过撰文宣传、转发相关消息来为疫情防治做出贡献等。接近半数的人（44.85%）还会向疫区捐赠善款和物资。对于善款物资，72.62%的答题者捐助给了湖北地区，有26.06%的答题者选择捐赠给自己所在的地区，仅有1.31%的答题者会捐赠给其他地区。
至此我们发现，同样是有着相似的体验，但是人们的亲社会行为却得到了全然不同的结论，为什么在疫情发生时，人们不再更加关注自身的状态，反而选择“兼济天下”，用“齐心协力，共克难关”的行动来驰援湖北？
灾难记忆：疫情威胁下的“社会粘结”效应
这样的一次战“疫”，深刻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灾难唤醒了人性的空前觉悟，教会了人们如何处理小我与大我的利益关系。我们曾在深夜为重点疫区的患病与死亡辗转难眠，也会为汹汹疫情而忧心忡忡。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还有各界专业人士奔赴抗疫一线，驻守在家中的人们，也用捐赠善款物资、转发疫情信息、撰文宣传等多种方式与疫情严重地区的人民肩并肩、心连心。
认知人类学家H·Whitehouse将这种“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现象称为社会粘结（social glue）效应[2]。他认为经历过集体性痛苦的相似体验会产生一段属于经历者的印象深刻的共同记忆，这样的集体记忆能够充当社会粘合剂，加深经历者彼此间的情感联系，增强经历者间的共情。
有研究者将这种社会粘结效应视为一种群体性反应。在动物世界里，猩猩种族甚至是鱼群中[3]，情绪是具有传染性的。同样在人类社会，群体的环境下情绪能够快速地蔓延。群体关系理论将群体分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与自己相似相近的个体会被当作内群体的一员[4]，共同的痛苦性经历会让个体对于内群体的其他成员产生相似的情绪，也会倾向于对他们给出正向的评价以及较多的资源。
疫情之下，即便是身处边陲，人们也会时刻关注着疫情的最新消息。菜品紧缺、出行不易、就医困难，生活的相似性让个体获得一种内群体成员身份，并意识到自己作为内群体成员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同时增强了对他人生活苦难的共鸣与同情。在课题组的调查研究中，我们也发现答题者所在地区疫情越严重，对于一线疫区的捐助意愿会越高。
集体自我：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
1998年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中国总有一股独有的力量，叫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会在不同的社会层面来定义自己。
相比较于西方，中国独特的文化以及社会情境会让多数人更倾向于将集体纳入自我，用“我们”而非“我”来定义自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集体主义倾向的中国人会更看重群体共同的信念、目标和责任，在群体目标和个体目标发生冲突时，会优先考虑群体的目标[5]。这种以集体自我定义自己，并认同于内群体的过程称为内群体认同。根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显示，所在地区疫情越严重，会使得答题者产生更高的内群体认同感，并增强他们对于一线疫区的捐助意愿。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体威胁下，家国情怀成为一种更为生动的情绪。“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所有中华儿女不变的承诺，这是我们刻在骨子、流淌在血液里的情怀。不管是逆向而行的人们，还是坐在家中也会积极转发信息、捐款捐物的人民，面对灾难，担当感和责任心都会油然而生，这是属于我们的英雄主义。
结语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是一场没人能够置身事外的挑战，面对疫情，我们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凝聚起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这股能量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彰显的是中华民族“有难同当、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灾难面前，那些逆行而上的感动，同舟共济的温暖，义无反顾的震撼，值得我们铭记。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中国人一以贯之的行动哲学，便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风雨后才得见彩虹。那些共同铭记的灾难记忆会让我们更加团结，齐心协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刘宁、曹亚楠
指导教师：
郑春东，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市场营销系主任
白彦壮，开云手机在线登陆入口-开云(中国)部市场营销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Harel, I., & Kogut, T. (2015). Visceral needs and donation decisions: Do people identify with suffering or with relief?.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6, 24-29.
[2] Sun, R. (Ed.). (2012). Grounding social sciences in cognitive sciences. MIT Press.
[3] Preston, S. D., & De Waal, F. B. (2002). The communication of emo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empathy in animals. Altruism and altruistic love, 284-308.
[4] Reicher, S., Spears, R., & Haslam, S. A. (2010). The social identity approach in social psychology. Sage identities handbook, 45-62.
[5] 费孝通(1998).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